1951年，上级决定调王平担任东北军区空军政委，并与刘震搭档。显然，他们的调动是为了为组建志愿军空军做准备，因为敌军在前线的制空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尤其是在前线和后方的战略布局上。为了有效打击敌人的空中优势，必须组织空军力量进行反击，同时也为战士们提供更多的实战经验。

王平当时是华北军区的一名干部。按照常规军委的调令，军区应当按需调人、调物。然而，聂帅却强烈要求王平留在华北，特意向军委反映，指出华北军区的老干部已大多被调往南方或朝鲜前线，军区内的工作压力巨大，许多重要任务急需有经验的干部来承担。如果王平离开，华北军区将失去一位重要的将领，影响非常大。最终，考虑到华北军区自1949年以来的贡献，军委决定让王平继续留任。

如果不是聂帅的坚持，王平原本很有可能转任空军工作。当时，空军司令部已经正式成立，刘震也从中南军区调任东北军区，空军政委一职曾由萧华短暂担任，但之后一直空缺，直到刘亚楼兼任军政一职。如果王平担任了东北空军政委，基于他的资历和能力，他很可能会继续担任该职务，甚至有可能被调任空军司令部工作，担任副政委或政委一职。

事实上，王平后来确实获得了上将军衔，这也证明了他在军事领域的资历和成就。许多人不知道，刘亚楼和王平曾是上下级关系，二人之间曾因工作产生过矛盾。事情发生在1935年9月以后，当时，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组建了陕甘支队，形成了三个纵队。其中，第二纵队由红三军团改编而来，司令员是彭雪枫，政委是李富春，副司令员是刘亚楼，而王平则是该纵队下属一个大队的政委。

当时，第二纵队里不少干部来自红一军团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与红三军团的干部有很大不同，导致了很多矛盾和分歧。王平担任大队政委时，政治处主任来自红一军团，经常不向他报告工作，甚至越级上报，挑战了王平的权威。这让王平感到非常愤怒，尤其是在一些事务上，红一军团的干部经常不理解红三军团的工作方式，导致了不少摩擦。

其中一次冲突发生在处理一个干部问题上。第二纵队下属的一个连有两个战士开小差，政治处主任建议处分连长，而王平认为这不应当追究到连长身上，而只是批评教育的范畴。然而，政治处主任却将此事上报给刘亚楼，刘亚楼此时从红二师调任红一师，正在进行严格的纪律整顿。刘亚楼非常严厉，甚至处理了一些细小的违规行为。在得知此事后，刘亚楼亲自到王平所在的大队，要求王平逮捕连长，理由是连长在买鸡蛋时未付款，属于违纪行为。王平认为这不过是小事，不需要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，认为可以通过批评教育来解决问题。

然而，刘亚楼却坚持要将连长逮捕，王平不愿意执行，二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刘亚楼当即命令其他人将连长带走，王平对此感到极度愤怒。二人之间的矛盾，实际上也反映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干部之间的合作问题。红一军团的干部常常表现出一种不同于红三军团的作风，且对于纪律和规矩的理解有所偏差，这使得两军团的干部关系紧张，造成了不少矛盾。

然而，王平与刘亚楼的上下级关系并未维持太长时间。随着部队到达陕北后，王平被调任到陕北红军任职，而刘亚楼则调任红军大学学习和工作。如果王平真调任空军工作，假设他与刘亚楼继续合作，二人的工作关系是否能够顺利发展呢？显然，由于二人的性格和工作风格差异，合作的结果可能并不乐观。刘亚楼做事果断而霸道，脾气较大，而王平则不易屈从于这种强硬的风格，因此他们的合作可能会面临不少困难。

无论是在战争年代，还是在和平时期，军队中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并不罕见。吴法宪之所以能够成为政委，正是因为他能够完全依附于刘亚楼，成为“秘书式”的政委，为其服务。